新华社记者：15年的光阴 再不走我就老了

编者按：即将辞职的新华社记者在文中称，曾经，我那么热爱这份工作，但今天，我要说再见了。15年的光阴，将被一张薄薄的A4纸终结。以下是全文：

2001年的夏天，我惴惴不安地走进杭州市体育场路499号，这个门口挂着“新华社通讯社”牌子的单位。

恍惚记得，那时天很热，街头只剩下几只蝉，在死命地“知啦知啦”叫。

在那里，我遇见了吴晓波，他刚出版《大败局》不久，还是一名新华社浙江分社工业组跑财经线的记者。

新华社的名头对常人来说，可能是除了新华书店之外，排名第二个能被耳熟能详的冠以“新华”二字的国企。但想进新华社大门则要困难很多，我那么傻不愣登的闯进去，显得很莫名其妙。

机缘，有时候真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恰巧新华社在筹建新华网，浙江分社负责开办浙江频道需要文字编辑，我竟然就这么傻不愣登的被录用了。

2001年9月28日，我清楚地记得入职新华社的日子，我成了新华网浙江频道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编辑。那一年我21岁。

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体育场路499号的5楼，在头顶漏水的狭窄办公室里，用“猫”拨号上网，然后手工一条一条的更新网页新闻。在学校电脑课，我的五笔输入考试是不及格，对网页代码、制图软件的掌握，那几乎是个白痴。

我就像是还没拿到驾照，便赶鸭子上架的司机，黑灯瞎火的上路了。

2003年，《大败局》成为财经畅销书，在新华社蛰伏了14年后，吴晓波毫无眷恋的向体制递交了辞职信。

他自由了，成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财经创作室，最后不断发展，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到今年感恩节时，“蓝狮子”在三板成功上市。

而我则继续骑着那辆破车，留在新华社“早九晚五”。偶尔，也会去吴老师门前拜访。他常常会点着香烟，然后使劲的朝烟灰缸里掸烟灰，不时还扶下那副没有镜片的眼镜框，和我说些时事如常的话。

印象最深的有两句，一句是，“所有东西都可能失去，只有你手中的笔是自己的”；还有一句是，“一个知识分子，要拥有一份不赖此为生的职业。”

这两句话，毫无疑问，渗透进了我的脑沟最深处。

2007年，我被派遣到温州支社，在这块被称为中国最活跃的“市场经济改革样本地”一线，我拿起笔开始了财经创作的道路。

这一年，我已经是一个一岁孩子的爹了。

在2006年6月，妻子在一夜未眠后，产下了一个柔软的肉团。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眯着眼，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这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我感到了生命种子的延续，接着却是不知所措的迷茫和担忧。

我也成为一名父亲了，我不知道我会和我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肯定会有很多的不同，可那一刻忽然又觉得，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极为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可以表现的从容不迫，实则却内心惶恐。

只因为，深觉为人父，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护士来巡房，用听诊器放在孩子心口，我也好奇的戴上听。扑通扑通地心跳声，我却听成了“况且况且况且”，像小火车疾奔而来。

我开始有一种恐惧。

世界正在翻页，如果我继续浮萍般的日子，只会被拍死在沙滩上，最后像一张落叶在冬季来临前凋落，而那时，世界真的就与我无关了。

我的心忽然开始变得混乱，我问自己：你的梦想是什么？终点又在哪里？

在这个中国最庞大的新闻机构里，像一只懒散的寄生虫，每天循规蹈矩、日复一日的奔向拿退休金的那天，你几乎可以预见死前所有的人生，这样真的好吗？

没有谁，是为了某个机构而生的，但多少人却将自己一生曼妙的光阴，全部在那里烧成了灰烬。

是的，一辈子的光阴，实实在在地扔在了一个叫“单位”的地方。无论你曾经多么光鲜亮丽，名片上的抬头多么高大上，甚至金光闪闪，单位最终还给你的，不是一个胡子渣渣的老头子，就是一个皱纹纵横的老太太。

呜呼哀哉，风流总是被雨打风吹去。

我把他们母子留在老家，每周独自在沪杭高铁线上徘徊。每次从售票窗口买到一张火车票，都不时会陷入到一种情绪之中：痛苦不堪。痛，是因为一眼看不到头；苦，是因为一眼又看到了头；不堪，是明知痛苦，却无处可逃。

看不到头，是每周5+2两地的重复生活，妻儿不怨不怒；看到了头，是青春光阴就这么消失指缝，不咸不淡的日子直至终老。无处可逃的意思是，明知这个地方不是自己最好的归属，屁股却还得死皮赖脸地坐着，把它待成最后的归属。

这种感觉糟糕透顶。

回还是不回，不舍与不甘，像两头野牛在搏斗，内心在烧火。而这把火，明明暗暗地又烧掉了我7年的时光。

2015年，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小娃已经悄悄长大了，和我精神的剥离开始一寸一寸地加快。他跟妈妈有无限的交流，却不愿同父亲接近。冷了饿了东西找不到了都喊妈妈，而跟我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爸，我妈呢？”

这种隐痛的惆怅，再次催促我要做出决定：是否要离开我工作了15年的新华社。

事实上，我第一次提出要离开杭州的时候，一些知交好友替我担忧，甚至摇头说可惜。和那些多年来给我机会给我指点的师长们，谈起即将的改变总有一种忐忑。人人羡慕的新华社光环和体制安稳，我却突然说不干了。

到这个年龄，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有一位女教师，她的辞职理由仅有10个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被认为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风靡网络。可我想说，世界那么大，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老了。

就在我提出辞职的前后不久，新华社也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人员流失。近的，今年已有三位资深摄影、摄像、文字记者相继离职；远的，如重庆分舵的“六神磊磊”（王晓磊），辽宁分舵的“点子正”（郑东鸿）都离开了国社，接下来相信一定还会有人陆续离开。

这个以梦想筑基的行业，梦想正变得越来越远。

人到中年的姜文说，梦想对于中年是一个牌坊，守得住忠烈，还要做得好婊子。这话像极了1968年巴黎左翼学生印在胸前的那句：“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陆陆续续写作出版了几本书，有朋友问我，写字可以赚多少钱？关于收入是个隐私问题，着实不便回答太多，我只能告诉你们，喝酸奶还是会舔盖子，吃薯片依然要吮手指，去超市总是自备购物袋。

尽管如此，面对这个浅薄的世界，我们依然在努力而深情地活着。

媒体人都是自我价值的布道者，当梦想渐渐褪去，“无冕之王”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慢慢消散，迷茫和焦虑却在与日俱增，逃离或许是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的一条道路。

有人殉道，有人放弃，也有很多人在坚守，或者为了理想，或者是已经习惯，或者因为相对自由的时间。而我还能干得动的，可能只剩下一半了，遭遇精神上的粉碎性碾压，于是，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无所谓胜利大逃亡，也谈不上高台跳水，为了回去和妻儿团聚，我将自己装饰起来，陪着笑脸，向某某部门某某些人推介，最后都泥入大海。

摆弄了那么多年文字，总是不想沦落到那么不堪的田地。好心的大姐劝慰我说，“你就是一个不会求人的人，还是好好待着吧，何况哪里都不是象牙白塔，到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不是都那么好做的。”

这是真心实在话，待在国字新闻单位，至少会活得简单，没有得宠失宠，除了几个干巴工资，几个干巴人，一轮朗月，几缕清风，没有大风光，却有大自在。

可我更担心的是，若是离开，最难放下的还不是名利，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是思维模式。

总之，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积累了多年的知识和逻辑可以解释的。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我站在了两个端点的中间，抓心挠肝，不知所措。

真的不舍。但真的得走。

人生需要不断充实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如果把一生曼妙的光阴，都在一个地方烧成灰烬，而不去追求自己心仪之事，岂不辜负？

就像缘分已到尽头的恋人，理智上知道得走，感情上的牵绊只能狠下心来斩断。

但有时候，感觉自己就是那只井底的小青蛙，在见过许多世面之后才发现，或许井底才可能是属于自己的归宿.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可以放下，再开始一次。

体制内的好单位、好部门，自是不敢奢想，大凡油水肥美的地方，周围总会埋伏着无数的欲望，而欲望丛生的地方，不会有优雅和谦让。

酸腐的文人只能是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样的性格，是被刻进了骨头的。

最后，我选择了地方报社集团的出版公司，虽然工作内容有变化，不变的是以观察的身份在记录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不再是一个发新闻的媒体人，而是生产产品的业内人。媒体人习惯指点江山，现在要做的是踏踏实实、一针一线地去做产品、拼市场。

会做成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能肯定的是：这一路，荆棘满地的时候，肯定远多于鲜花盛开的时刻。

回望过去的15年，我很庆幸在纸媒最辉煌的时候入职新华社，与这一行最NB的人共事，这是我此生宝贵的财富。我一直认为，严肃媒体的黄金期所培养出来的媒体人，其扎实严谨的文字功底是难以复制的。

如果说，离开这里后，我依然还能不断学习、成长，那正是新华社塑造了今天的我。

因为新华社这一个机构，让我经历了2006年的桑美台风、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有一次次的全国、全省“两会”现场……那些漂浮尸体、那些断壁残垣，还有那些人浮于事的辉煌会议，像一座炉火炙烤、锻炼着我。

我们可以约见常人无法约见的政治人物、企业家，去接触事件最核心的矛盾，甚至揭开褥子下最腻心的污点；最吊诡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一篇奋笔疾书的报道，第二天可能会出现在习大大的案头……所有的这些，都是其他媒体所不能及的传说。

曾经，我那么热爱这份工作，但今天，我要说再见了。

15年的光阴，将被一张薄薄的A4纸终结。

再见，杭州体育场路499号；

再见，最美好的时光；

再见，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