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喻国明 | 2016-09-05 10:27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继续留校任教;
他所提出“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选择的多维性理论以及他对中国新闻改革现状的把脉和诊断,极富理论建树;
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将理论研究与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紧密结合,提出“拐点论”“语法革命”等在学界与业界掀起波澜的创新性概念;
他曾获得过“中国传媒十大创新人物”“中国媒介发展思想人物” “共和国60年媒介十大影响力人物”等殊荣;
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的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对于这片新的土壤,他又怀揣着怎样的信念与希望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世界,了解喻国明教授对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理解与展望。
新闻传播学需要重新认识互联网
记者:喻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今天,主要想和您聊一聊有关新闻传播学教育,以及其未来发展的话题。随着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应用,社会迈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您觉得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没有存在新的挑战?造成这一挑战的因素是什么?
喻国明:这要回到互联网对于我们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影响。
首先,互联网不是单纯的一个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根据现在我们比较深入的研究,它应该是使社会、现实、市场重组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换句话,它是一种重新构造市场、构造现实的结构性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使我们现实的环境和规则,都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比较明显的表征,去年启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卷和传播学卷的撰写工作,专家们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原有的新闻理论、新闻实践的知识体系,跟今天的这种现实相比,其实已经相去甚远了。
互联网对各种学科的改变,以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前提为例。像“短缺”这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情况之下,至少在信息产品、信息渠道等供给方面,短缺现象已经不存在。它对我们新闻实践产生了多种层面的改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改变导致了我们在新闻教学的理念、逻辑、框架,包括手段方面,也都需要有一系列变化。
其次,从新闻传播这个理论的学术逻辑角度来说,其实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困顿和危机,也要求我们的教学和实践以及研究要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采取相应的行动逻辑。从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发展角度来说,上世纪80年代提出第三人效应之后,基本上在整个国际传播学界都没有那种有带动性的、主流的传播理论和学术成果的出现,只有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进展。学科的总体发展,其实是处在一种困顿状态当中。而这种困顿的状态,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多年了。这实际上也引起我们这些做传播学研究的人的思虑。而造成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传播实践的主流媒介,或者叫做带头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开始由过去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如果对互联网的运动逻辑、价值发生等,没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整个学术界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谁能抓住互联网研究,谁就能够引领传播学。
一个学科的地位,其实也可以与一个关键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打个比方,就像传媒大学。过去其实它在学术研究方面,在全国的新闻院系里边并不是属于最强的。但是由于当时电视在整个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带头性影响力,也就带动了它整个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在传媒领域的主导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从报纸电视转向互联网。
而我们现在对于互联网的认识、解读和把握,还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缺陷,不少认识是肤浅甚至错误的,缺少应有的理论把握力。
第二,传统的研究方法遭遇到瓶颈期。传统方法有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对于当下传播学科的突破、发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需要在方法论以及研究范式、理论范式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才能够使传播学的学术发展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进展。
因此,从互联网本身对社会和传播领域的重构角度和传播学自身发展角度来说,双重的困扰和困境,导致新闻传播学教学、新闻传播学研究面临着一个深刻的革命性改变。这种革命性改变,其实就是它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与传统的发展逻辑、运动逻辑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是一种根本性改变。
记者:在新闻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上,国外是否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呢?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
喻国明:其实这种困扰和挑战,在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出现。比如说在美国,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等15个新闻传播院系组成的一个联盟,进行了长达10年的关于新闻教育体系和方法创新改变的尝试。这个尝试主要是研究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到底应该在哪些能力方面,哪些学科重点方面需要强化,传统的哪些东西可以相对弱化,甚至把它抛弃掉。
通过了解相关的研究报告,我们也会发现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传统新闻教育逻辑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对于介质的研究和教学,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数字化革命的背景之下,我们过去传统地认为稀缺的传播介质,现在已经大众化、普遍化,也就是说万物皆为媒介。矿泉水、可口可乐的瓶身都可以成为媒介。所以,无论是手机、客户端,它只是表达信息千千万万的、丰富的形式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教学研究仅仅集中在介质形态,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在互联网新格局下,对一些更加关键问题的把握。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点上,其实是走过了一段弯路和误区的。比如说,在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全国的新闻院系当中,有一些学校就开始做基于介质的媒介研究。例如网络传播学、网络采访学、网络编辑学、网络经营学等等,一系列大概八本、十本教材。但你把这个网络都去掉的话,其实和编辑学、采访学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只是增加了一些跟网络技术相关的新章节而已。将所有的这些章节加起来,恐怕连一本书都写不全。所以其实它并非真正有新意的东西,非常局限。而那些跟互联网深层逻辑相关的东西,才值得我们更加去注意。
由于我们面对的情况复杂了,各种介质更加丰富多样,我们国内新闻院系的课程安排也有了变化。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本科四年大概是130多个学分。而现在新闻院系普遍有180多个学分,甚至有达到190个学分的。人大新闻学院在前年,把课程数量做了压缩,把一些可有可无的课程去掉了,现在也还有159个学分。这就意味着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大概十多门课。当然,里面有类似社会科学等新兴的一些课程,它和新闻本身、新闻传播本身的新现象、新介质相关联。这种课程的增加,其实是有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内容是可以归并的,一些内容可能根本就是一种误区之下的产物。
新闻传播学自身的深层逻辑
记者:像您所提到的,新闻课程的增加与减少,是不是也是新闻教育一种观念上的变迁?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新闻教育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的一个侧重点的变化?
喻国明:这的确是新闻学、新闻教育这个体系的改变,存在着特定的价值诉求点和深层逻辑诉求点。以前,我们是一种工具型的学科体系。从内容生产角度来说,其实培养的就是新闻生产能力和新闻表达技巧、规则。
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引入了经济、管理、市场等一些因素,加上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现实和传播现实的改变,我们又加入了很多技术型因素。这样,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在度过一段所谓的焦虑期后,教给学生的东西也更加丰富和多样了。在学科构成数量方面形成了一种激增状态。
记者:在您看来,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或者说未来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要素有哪些?
喻国明: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学科发展、社会发展、人文发展,其实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比较稳定的。如人文精神、专业情怀、专业规则等等。有很多东西,它是稳定的、不变的。只要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存在,这种角色存在,对它的某些深层要求就应该是不变的。比如说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和全面,追求新闻的公正、公平和平衡等等,这些都属于永恒的价值。所以,对这些相关课程的构造,对于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是稳定和持续的。当然里边会有一些逐渐更新换代的具体内容。
另一方面,就是创新的部分,需要抓住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理解互联网这个重点。换句话说,互联网不仅是一个传播的工具、手段和渠道,它更是一种精神逻辑、一种改变社会的结构性力量,是一种赋权的新范式。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独的技术型课程,而要把它幻化到整体的传播学的理论、业务、实践的基本逻辑中。对互联网这种深层理解、把握和认识,其实会成为未来新闻传播教育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能不能突破传统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
第二,就是方法论的突破。由于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现实、实践模式、效果模式以及盈利模式等,都发生了复杂变化。所以,对复杂理论、认知神经科学、大数据方法等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把握,变得非常重要。
第三,对传媒业未来发展的判断。传媒业今天的发展,表现为一种颠覆性的,或者叫断裂式的发展。很难用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依照昨天、今天来推明天的这种趋势外推法进行预测。因此关于未来媒体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一些传统院校更加侧重新闻传播理论的教学,而一些新兴传媒院校的建设更加强调新闻操作层面,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层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侧重点。通过您的介绍,可以看出您非常注重新闻实践和操作领域,您是否更加倾向这种教育理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构建呢?
喻国明:理论有理论的价值,实践有实践的价值。但是今天的这种实践要求所有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都应该既具有理论的把握能力、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又要有大量的可以学以致用的具体技能和方法。所以我们其实是想透过这种理论创新,以及基础理论、基础研究的提升,培养我们的学生在把握现实操作的时候,能具有应对互联网时代专业工作要求的基本行动框架、基本专业技能、基本工作规范。所以这两项东西,我们是希望能够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从我们研究体会的角度来说,今天的实践前沿问题,也同时表现为重大的理论问题。而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其实对于现实问题解决具有直接性的助力,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程度是非常紧密的。不像过去住在象牙塔里边做一项研究,可以跟一些社会实践几乎不关联。今天,在我看来,现实问题跟理论问题的纠结,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使两者变得如此浑然一体。所以我们也会在我们研究教学当中,体现这种浑然一体的要求。
新的研究土壤中的努力与尝试
记者:自2014年11月正式成立,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可以说是一所非常年轻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后,这里也将是您进行新闻教育和研究的一片新土壤。那么,您觉得北师大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哪些优势?
喻国明:新闻传播在北师大研究序列中,是一个新兴的学院。相对来说,底子比较薄,没有太多的学科积累。但是它也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在一个没有太多传统束缚的平台上起步,学科搭建的自由度相对大一些。尤其对互联网条件之下的这种新兴要求,相对比一些传统学院,内在的阻力要小一点。
第二,北师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它的特点在于学科配置相对完整。比如,在北师大有中国最好的教育学科,有一流的心理学院和脑科院,以及它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水平都很高。而这些恰恰就是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播研究在今天的发展中上一个台阶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技术和方法支撑。
像方法论角度的突破,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应该视为是现在对于整个传播学学科重建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范式。从瞬间效果开始研究,就可以对短期效果、中长期效果有更加科学和现实的把握。没有这个底层的、人们基于几亿年的生物体对外界信息的刺激反应模式的把握和研究,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人,或者很难把握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如何对他产生作用,社会文化、社会规范如何对他产生作用。这实际上是信息加工过程的一个最基础性部分。北师大在这一点上,它的条件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也准备在这方面,建立认知神经传播学实验室,以便在教学、科研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记者:基于北师大的资源和学科优势,您希望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做哪些探索和尝试?
喻国明:第一,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想先从专业硕士角度来培养未来具有认知体验测定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互联网产业之下的社会发展,用户体验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用用户体验来统合相应的服务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互联网产品构建的关键。所以做认知体验方法的专业人才培养,是比较受社会重视和欢迎的。同时,可以做大量的基础性传播学的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案例,也会对学术研究起到一种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第二,我们要做社会舆情的大数据实验平台,建立价值挖掘和国家级宏观舆情形势的分析发布平台。现在社会不断强调,要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智库,而舆情的发展,尤其是基于大数据的舆情价值挖掘和相关社会结论的得出,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安全性、健康性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基于这样一种大数据的舆情挖掘平台,建立社会舆情的宏观形势报告制度,为各级领导部门,或者相关研究室,提供最基础性的,关于社会舆情的重点问题、症结所在的宏观报告。
第三,我们要做未来媒体的研究。比如,VR技术、机器人新闻写作、无人机技术、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方面,我们都会在研究和教学体系中体现出来。以便使我们培养的人和科研成果,能够跟当下发展的逻辑和现实更接近。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逻辑是先从研究、创新起步,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学科的完整体系化建设。这是分两步走的一个工作,先把自己的学科优势在比较快的时间内提炼出来。然后在这个优势获得的基础上,再来进行新闻传播学整体的研究和教学平台完善性的扩张。这就是我们目前想做的几件事。
记者: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围绕的是人,那么对于人才培养,您有什么构想呢?
喻国明: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发挥本科生、研究生的这种主动性、创造性,让他们更加自觉地去学习和把握。以教学案例为例,教师提供的案例难免有局限,我们就希望形成一个新闻传播的案例库。它涉及业务、经营、理论、伦理、法治等各个方面,远远超出了一个教师的局限性。教师呈现的内容虽然很关键,也很典型,但是如果能让学生通过更加广泛、丰富的案例,去做更多的观察和思考的话,那么实际上,这对于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把握知识盲区更有好处。
在教师和科研队伍的培养方面,北师大的整个教学队伍、研究队伍本身数量不大,到现在为止21个人,以后我们还会再进一步扩张到30多个人,甚至到40人左右。另外,我们会聘请一批博士后研究人员,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提升我们的科研能力。还有,我们也会在国际上走出去和请进来,请一些一流的大师来给我们做更多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
从以上三个角度,我们把现在相对比较年轻的队伍带起来。当然,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在今天的形势下,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比如三五年的时间形成一些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可以的。当然第二步就可以成为一流的团队。在一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流的团队,也是我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