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这场舆论混战，我们最终谁都拖不了身

医者、记者、患者，最终都将是舆论混战的“受害者”

最近几天，舆论场又不平静，一场舆论混战正在进行。

如果你是医者，最近两天你的微信朋友圈应该已被“黑丝带”头像和各种愤怒、痛心、鄙视乃至“哀莫大于心死”的文字刷屏。

如果你是记者，一定会注意到，媒体界已成了医卫界“愤怒炮火”集中发泄的对象。

如果身处这两个行业之外，是否可以远离是非？很遗憾，不行。因为，每个人都会生病。

更可怕的是，与过去很多舆论事件不同，这次混战后果更严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记者可以被批评，但不应被“彻底否定”

“医患矛盾”是近些年频繁出现的舆论爆发点，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从医者角度看，难免会产生一种错觉：媒体老跟我们过不去。在很多医者心中，早就对媒体积累了满腔怒火与怨气。

这次集中炮轰记者，之所以显得比过往猛烈，一是陈仲伟医生死得太惨，唇亡齿寒之感更强烈，二是之前几天有“魏泽西事件”“徐州男子右肾丢失事件”铺垫。

如果说医者的情绪发泄完全找错了对象，倒也不准确。作为从业人员，我们自己很清楚，现在的媒体界，确实问题不少，毛病很多。

以医疗报道为例，201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湘潭妇幼8·10孕妇死亡事件”，最开始报道的记者，报道中煽动受众情绪的目的很明显，所以后来被处理也不冤。此外，一些参与报道的记者，不懂何谓“羊水栓塞”，也不向专业人士请教，就敢于报道，更是落下笑柄。

这种不专业、不敬业，正是媒体发展跟不上时代的一种表现。差的记者不能淘汰，优秀的就难以进入。

但如果因此就如这一轮的批评者所说，记者的良心都丢失了，或陈仲伟医生是死于记者对医者无休止、无理由的批评，则确实是大大的冤枉。

记者最核心的本职，是监督与批评，但这却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权力，因为人的本性是厌恶批评的。所以，不光被监督的医者群体，官员、警察、教师……所有被监督的行业，甚至“医患矛盾”中的常常被视作弱者的患者一方，都会产生讨厌记者的情绪。

记者的监督又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很难从内部自我监督，因此外部监督十分必要。但各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利益，从来不乏扼杀媒体报道自由的动机与动力。这就是美国用宪法来保证媒体报道权力的原因。

医者、记者、患者，面临“三输”后果

然而，从这两天一些文章的评论区看，上述以理性探讨为目的的分析，较难得到认同。很多医者的情绪化可以理解，毕竟事情刚刚发生，一时难以冷静。但从评论可见，大众的情绪也不冷静，要么是站在医者一方，批评记者无良；要么是现身说法，揭露遇到的医疗黑幕；还有的是幸灾乐祸看热闹，甚至评论说“杀得好”，确实令人无语。

现在的情况是，医者与记者之间，相互理解的声音不容易传播出来，批评与反驳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上很多人添乱而不帮忙，这一事件的舆论场，有点像一锅快要烧糊的粥，结果可能是最坏的。

这次事件发生后，传出医生愤而辞职的消息。这并不是“新闻”，过去多次伤医事件后，都可以看到。而且，因为从业环境恶劣，不少医生都心生去意。

而正在学医的学生，可能择业根本不再考虑医生。2015年两会，我就“医患矛盾”问题采访一位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他就谈到正在带的几个硕士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都避开了去医院这一选项。言谈之间，不难看出他脸上的遗憾之情。

更麻烦的是，那些最优秀的年轻人，可能不再将从医视作一个理想的选择，从而不再选择学医。而医生却是决定病人生死的重要岗位，没有最优秀的人，想想后果就害怕。

其实，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在媒体界也很普遍。挣不到大钱，没有成就感，而从业风险却与日剧升，使得“离职潮”在媒体界成为一种现象。前去采访的记者劝高考状元不要选择新闻系，也是媒体界一个流着泪讲述的“笑话”。

所以，这一次的舆论混战，只会放大此次杀医极端个案的影响，导致医者的自我认同感、职业成就感更低，从而推动越来越多的医者或准医者逃离。

这样严重的后果，最终将由所有患者承担，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医者自己，一生中总有一次会是患者。

“悲情牌”无助于问题解决

“医患矛盾”剧烈，越来越成为一个死结。很多专家分析了种种原因，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各有各的道理。限于专业原因与水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笔者在此不提建议。只谈一谈尚未有太多笔墨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即“悲情牌”现象的无用，甚至有害。

此次事件中，有两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传播出来。一个是一圈儿医生围着手术台，抢救陈仲伟医生的场面，后面还站着很多随时准备出手相助的医生，这样的场景传递的信息是：他们在抢救同行，也是在抢救自己。另一个场景是，很多医护人员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楼前点燃白蜡烛送别陈医生，表达态度与抗议。

这两个场景，极具“悲情”与“悲壮”意味，我完全能体会一个医者看到这样场景，会产生那种电流过背、鼻尖酸楚、眼泪打转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场景，既是媒体擅长报道的画面，更因为在媒体界，类似的场景并不少。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至少有4位中青年媒体人连续因病离世。也许，这只是偶然现象，但身处媒体的人最清楚，他们的病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及精神压力，多少有一定关系，所以才会产生物伤其类的感情，并引发很多媒体人撰文呼吁关注记者健康问题。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曾经主动约过几组文章，以纪念早逝的媒体精英，但后来面对同类事情，却选择逃避或远离。因为，那些表达怀念的文字充满“悲情”，常常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而，这样的“悲情”除了加剧周围人的情绪困扰，真的能推动解决问题吗？从我对媒体界的观察看，应该是没有。比如，很多优秀企业在医保之外，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一旦员工罹患重病，可以得到一定资金保障。但在媒体界，这样的保障应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记者一旦重病，就需要靠网络募捐。

回到此次事件，前述强烈“悲情”意味的场景，对于“医患矛盾”问题真正的解决，真的能起到很大作用吗？我觉得未必，毕竟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伤医杀医事件中，也基本都有。其负作用倒是很明显，即加剧医者的心理悲痛，降低其从业意愿，导致更多人无心工作。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产生，从而使得问题越来越无解。

“悲情牌”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化表现，是人的正常情感反应。但对于复杂问题的解决，却并不一定有用。

也许，身处此次舆论事件中的所有人，尤其是医者与记者，不应该因为“悲情”而加剧对立情绪，而是应该携起手来，理性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才是医者、记者以及患者三方共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