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新闻业研究圆桌论坛”在中山大学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李永杰）10月23日，以“中国新闻业研究：新问题与新路径”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新闻业研究圆桌论坛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召开。多位来自内地和港澳新闻学者和业界人士就中国新闻业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及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新路径进行了对话和研讨。

论坛还举行了《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6》首发仪式。该报告是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主办的新闻传播学术辑刊，自2014年开始连续三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报告遵循“独立、原创、可信”的理念，旨在观察中国传媒业一年一度的最新变化、事件、话题和趋势，把握关键问题，总结特点、提出对策，已经成为观察、记录和研究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

互联网浪潮中的新闻业重构

在“互联网重构新闻业”的年度专题中，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等发表的《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从新闻业的市场与权力结构、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传媒的公共性三个维度对该话题展开分析。

张志安提到，在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下，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以下五种变革：生产主体从专业化向社会化转变——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介入新闻生产过程中；生产机构从封闭性到透明性——受众既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新闻生产过程，还可以参与互动；生产频率从周期性到循环性——24小时滚动循环报道和“直播”成为新闻生产的常态；生产的信息资源结构越来越多元，普通草根的声音在网络新闻中占据明显位置并被传统媒体的报道采纳；生产压力受网络民意影响扩大，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场的核心平台，相对民粹化、非理性、群体极化的网络民意对记者的价值判断和报道立场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受互联网影响，网络新闻业在新闻生产的实践上也呈现出如下特点：由于没有原创新闻采访权，生产主体从记者主导转向编辑主导；供稿发稿不再有截稿时间，新闻不再作为一种产品而是一个过程；受用户点击率影响，新闻生产内容偏向从硬变软。

张志安认为，未来中国新闻业的走向，需要媒体管理者在宏观政策上有更积极的改革、机构所有者在组织制度架构上有更合理的设计，以及新闻从业者在生产实践中有更专业的追求和更理性的自觉。

媒体运营的探索与新闻生产的变革

在年度专题中，报告对新闻业重构中的媒体运营和新闻生产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不同角度的研究分析。在媒体运营方面，中山大学刘颂杰等学者发表的《2015年“媒体智库”热潮分析》通过访谈四位媒体智库负责人，分析了在互联网冲击下媒体转型的衍生品“媒体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发现，研究报告、会议沙龙、论坛是媒体智库产品的标配，但不同的媒体也会根据自身的媒体定位或研究定位衍生出不同的产品类目。另一方面，智库产品的产出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来源则主要还是靠政府、企业拨款。因此，智库成为媒体盈利增长点仍待时日。

在新闻生产方面，刘颂杰的另外一篇报告《传统媒体“新闻客户端2.0”热潮分析》对澎湃新闻、并读新闻等传统媒体的新闻客户端的定位和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发现，这些新闻客户端大多依托传统媒体母体的内容资源，但又不局限于新闻；它们往往采用“新闻+服务”的运营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增值服务实现自身的商业利益变现；同时，在这些新闻客户端背后，多数有“业外资本”的投入，它们积极探索公司化、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但是政府的态度在其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京大学副教授王辰瑶等的《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则分析了人民日报等三份日报“微新闻生产”的新闻创新。研究发现，传统媒体的微新闻生产具有三个共同特征：一、在空间上依附于作为社交网络的微博与微信平台；二、在角色上以社交网络之一员的身份与新闻使用者发展关系；三、在内容上收到微博和微信的技术限制，如推送次数、内容长度等。同时，他也提到，微新闻生产不仅提供了微博、微信公号等新产品，也或多或少改变了编辑部的原有规制，迫使编辑部要重新生产内容。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人生存状态

互联网不仅影响着传统媒体的运营及内容生产，作为新闻生产主体的新闻人也正经历着严峻的改变和挑战。由美通社发布的《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通过问卷调查访问了1477名记者，探讨了数字传播环境对记者的职业生存、工作习惯以及公关媒体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薪资收入方面，超过八成（80.6%）的职业记者月均收入在一万元以下，月薪两万+是中国职业记者收入的相对高点，来自时尚/娱乐、科技/互联网等媒体，年龄在31—40岁，且从业时间在11年以上的主编级或自媒体男性受访者处于收入相对最高点；在职业满意度方面，仅有三成（32%）的记者对目前的工作表示满意，且记者的职业满意度与收入直接成正比；在工作习惯方面，包括通信工具、门户网站、社交网站等线上渠道已成为记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信息追踪挖掘是记者使用社交媒体的首要目的，图片是记者最常使用的多媒体元素。

中山大学陈敏等学者发表的《告别“黄金时代”——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则通过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并总结了影响传统媒体人离职的主要原因。理想遭遇折磨，渴望更自由的表达是促使媒体人离职的首要原因。其次，新媒体的崛起，使媒体人身份受到威胁，媒体人感慨“黄金时代”不再；而传统媒体的营收压力也使媒体人担忧减薪甚至失业，不得不离职转型；最后，相当一部分媒体人个人希望重新规划职业生涯，求新求变的心态也影响着他们的离职决定及跳槽选择。

与该研究主题类似，暨南大学教授罗昕等学者发表的报告《在坚守中焦虑：新媒体时代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研究》以广东省传统新闻从业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职业认同度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媒体环境下，女性更愿意坚守对职业价值和职业情感的认同；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新闻从业者更愿意坚守原有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技能；报刊类传统媒体在职业认知、职业技能认同方层面明显低于广播电视类传统媒体；另外，工作动机、职业工作环境满意度和人际支持也影响着新媒体时代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针对研究结果，他针对三个主体提出建议来提升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政府应加强媒体融合，媒体机构应改善职业生存环境，新闻从业者则要具备互联网思维，掌握新媒体技能。

传媒伦理问题引发新危机

《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6》还盘点了“2015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在这些媒体伦理问题中，既有传统媒体时代业已存在的争议性新闻采编报道手法问题，例如外滩踩踏事件报道的隐私权与知情权之辩、姚贝娜身后角膜捐献拍摄的充分报道与二次伤害之困；有关于“真实准确”这一新闻伦理首义的争议讨论，例如南都卧底替考隐性采访中的履职监督与卧底暗访之议、记者刘伟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的追求真相与碰触法律之界；还有因新媒体环境影响的网络新闻失范现象同样产生了新的伦理问题，例如网易新闻的“标题党”行为。

可以看出，传媒伦理争议与2015年的传媒界如影相随，而且其影响已经由传媒业界、学界扩散，往往发酵为公共议题。除了经营上的困境，新传播环境下融合媒体的新闻生产秩序，大规模业余化生产下的新问题，以及媒体及媒体人自身的犯错都为传媒伦理的遵守带来挑战。这一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的盘点，对新闻业的重构也是一种思考和借鉴 。

从资本与权力关系审视互联网发展

今年年度报告人物专访的主角是来自英美的两位重量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丹·席勒（Dan Schiller）。两位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广阔的历史与理论视野出发，批判性地审视互联网与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戈尔丁在访谈中提到，虽然手机、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新创造改变了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方式，从某些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切实的变化，但他认为事实上社会的根本特性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例如，由于穷人无法负担手机等传播类产品和资源的“周期性支出”，他们与富人之间的信息鸿沟实际上也并未缩小，反而因此扩大，最终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也更加悬殊。他认为，学者对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追逐表面的新现象和流行话题，而忘却背后更深刻的关乎传播资源分配的平等、公正与民主自治的社会关怀。

在谈到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时，席勒认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极之一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让媒介资本向全球传媒产业扩张，并影响着传统的媒介产业。以万达集团进军美国市场为例，美国21%的电影院将被纳入万达名下，其可能将成为美国电影院市场最大的玩家，而这势必影响到以后好莱坞乃至全球的电影制作。而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企业进入传统新闻业和电影产业将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仅仅要考虑市场的问题，还要思考国家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背后资本再生产的逻辑和权力的关系。